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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要解决就业难,这个“牛鼻子”得抓住

2019-11-30 15:26:59   【浏览】4554

收入稳定的职业意味着什么?对家庭来说,他指的是食物、衣服、儿童奶粉、学校教育和老人看病的钱。对国家来说,千千有1000万个就业机会,这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率、秩序和发展空间的延续。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是保障民生的首要基础,就业与经济息息相关。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全国性事件。

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就业,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促进就业的重大战略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稳定就业”列为今年“六个稳定”名单的首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并列为宏观政策,体现了引导各方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指导方针。

随着相关决策安排的推进和落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737万个,占全年目标任务的67%。调查中的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总体而言,就业形势相对稳定。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放缓和换挡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结构优化调整效应的叠加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等不确定性的增加,做好稳定就业和促进就业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第十三届CPPCC国家委员会第二十八次双周协商会议于1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网络记者齐波

11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汪洋主持了第28届“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双周协商论坛。一些长期关注就业问题的委员、专家学者以及一线就业企业的代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负责同志进行了互动。共同关注和规划新形势下就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研究有效对策。

促进经济增长对稳定就业的“扩张效应”

就业的核心是岗位和人才。充足的岗位是前提,合适的人才是条件。

数据显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连续六年保持了1300多万个就业岗位的年增幅。原因是该行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有所提高。

“从源头上说,为了稳定就业,我们今后还需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增强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增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驱动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说。作为这一两周一次的协商论坛的筹备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会前,他们前往黑龙江、河南、广东、江苏等地了解更多情况,邀请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北京举办两次论坛,并邀请上海、浙江和福建CPPCC开展合作研究。在客观地理清各方的“声音”并稳步扩大就业后,它仍然从根本上与经济发展创造的更多就业机会密不可分。

企业是就业的主要渠道。他们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企业家。郑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首先反映了一些情况:由于全球经济周期低迷和中美贸易战,一些企业正在调整供应链或推迟投资,一些轻工、纺织、电子等制造企业正向东南亚转移。“今年6月和8月,制造业pmi指数降至46.9%,为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同情的南村辉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积极稳妥地应对中美贸易战对制造业的影响,“充分发挥中国完整产业链带来的综合优势,在国内跨区域转移中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避免制造企业大规模跨境外流,将产业发展释放的就业需求留在国内。”南存辉说。

作为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海马集团董事长,朱静的“难题”是税收。“以海马汽车为例,在2017年和2018年两个运营年度,尽管亏损26亿元,我们坚持不裁员,但仍缴纳了9.2亿元税款和2.8亿元五险两金一费。”朱婧坦率地说,亏损企业的高额税费是私营制造业衰落的主要原因。关于就业负担,他当场与有关部门讨论了在企业经营困难时期,是否有可能在制度层面研究和引入操作措施,解决灵活就业问题,同时合理妥善地处理员工解雇成本低和企业解雇成本高的问题。

事实上,毫无疑问,不断优化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是一种共识。重要的是要知道,企业发展中的信心和获得感是促进就业稳定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稳定性”一词与就业总量有关,那么“晋升”一词与就业增量有关。

“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就业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催生了不同于传统就业方式和劳动关系的新的就业方式,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对新的就业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2018年,阿里零售平台创造了1558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和2524万个衍生就业机会;京东的第三方平台拥有22万多家企业,间接创造了13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旅游平台上有270多万乘客,间接创造了1960万个就业机会。滴滴平台共有1166万名全职和兼职司机在网上租车赚取收入。

“最重要的是,新的就业模式正在成为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例如,王一鸣解释说,滴滴平台上51.5%的司机是农民工,12%是退役军人,6.7%是备案卡的扶贫对象。美国外卖餐馆77%的乘客来自农村地区,2018年贫困县将有67万乘客被雇用。这些是国家关注的就业群体。

“虽然《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包含灵活的就业规定,但新的就业形式多样,界限模糊。现行法律缺乏明确的识别标准和特殊的法律保护规定,这使得在新的就业形式中难以合理有效地保护雇员的权益。”王一鸣还提到了平台就业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为了鼓励新的就业形式的发展,应该采取新的思路和新的对策,在劳动关系、就业支持、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整,以释放新的就业形式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的巨大潜力。

当王一鸣谈到新的就业模式时,美团电平集团创始人兼总裁王星出席了论坛。具体到企业,王兴补充说,要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平台就业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关系,不能应用旧的管理模式。他希望国家制定提高基本保障的标准,重点支持一些严重缺乏保障的中小微型企业弥补短板,允许平台企业继续利用现有商业保险等市场化手段解决灵活就业的基本保障问题。

在各地进行调查时,研究小组充分意识到新经济模式对就业的扩大影响。带领研究团队的尚福林认为,应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鼓励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产业和形式。针对新就业模式面临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足、便利性差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加快制度创新,探索符合就业特点的工伤、工伤、养老等保险保障方式。

牢牢把握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

“从行业角度来看,中低端加工制造领域和建筑业的就业问题相当突出。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导致一些出口行业的直接雇员人数大幅下降。”

“从所有制和经营规模来看,随着一些民营经济就业增长大幅放缓,小微企业的就业海绵功能减弱,一些遭受双重打击的企业亏损倒闭,劳动力被投入市场。”

从劳动力群体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农民工数量众多,但目前的就业形势和前景令人担忧,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正从量变到质变

……

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经济委员会于9月19日在app上发起了一个关于“促进就业的政策和措施”的专题讨论小组,app是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成员提供的一个移动绩效平台。在座谈会的过程中,讨论组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发挥出了现场最好的一面。从委员们的调查和讨论来看,“就业难”和“招聘难”并存是相当普遍的。就业总量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结构性矛盾比前者更为突出和尖锐。

“未来几年,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人数将超过830万,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知识型失业”问题呈稳定和长期趋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多年来一直在跟踪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他把这种不平衡概括为“八冷八热”,指出了大学生总供求的不平衡和结构的不平衡。罗卫东认为,适时启动大学生就业激励机制建设,有利于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职业道路、发展环境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形成国家一局制政策体系,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基层、贫困地区和特殊行业就业。另一方面,鼓励行业龙头企业投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大力推进应用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切实探索市场机制与高等教育良性互动的体制和机制

在就业方面,随着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广大农村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一直更加关注农村就业问题。他认为,振兴农村离不开人,吸引和培养各类人才,提高农民素质是需要解决的难题。对农民来说,工业繁荣最大和最直接的意义是解决就业问题。“我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特别是鼓励以农业和农村资源为基础的第二、第三产业尽可能留在农村,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整合和发展,尽可能把农业产业链的附加值留给农民。”刘永好建议道。

在就业队伍中,还有一个群体的忠诚、勇敢、毅力、团结和奉献、诚实和纪律是评价和使用人力资源的最令人钦佩的品质。然而,在实际就业市场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前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孙思静认为,这个被称为“退役士兵”的群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了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情况,孙思静去了新疆和浙江省的四个城市以及驻扎在那里的武警部队进行调研。“经过几年或几年的军营生活,一名退役士兵实际上已被军事职业大学录取,他的道德、智力、身体和审美素质得到了充分发展。因此,绝大多数人都放下了他们毕生对价值观的追求。不幸的是,他们未能充分发挥其就业潜力和价值。”孙思静感到非常遗憾。他建议为退役军人建立一个管理信息系统,以便为收集个人经历、就业和创业精神、动态变化等建立一个前端工作网关。,而在重新安置渠道中,大学应该招聘一些人,整体更换工作,计划重新安置一些人,在市场上招聘一些人,并开办自己的企业。

今年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为妇女平等就业提供保障。然而,受传统观念、婚姻和家庭、当前人口政策和妇女自身因素的影响,妇女就业的隐性障碍仍然存在,这不仅阻碍了一些妇女学习使用,而且影响了家庭想要孩子的愿望。上述情况是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妇联主席贾玉英调查的结果。“我们将进一步协调已出台的相关政策,完善相关措施,减轻妇女对就业和生育的担忧。特别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对雇用女工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倡导雇主和企业家培养对国家的感情,承担社会责任。”贾玉英说。

完善“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就业问题与经济有关,取决于市场无形“手”的决定性作用。它关系到民生,也有必要充分发挥政府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建立促进就业的政策支持体系需要企业、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在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形成持续、有效、良性的互动就业机制。

自去年以来,国家一直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方向,并颁布了许多促进就业的政策和措施。然而,在调查中,研究小组发现,这个地区每个人的声音仍然非常强烈。委员们建议进一步利用财税政策鼓励和引导稳定就业。同时,要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政策和措施,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农村和西部就业。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崇恩更关注贫困地区的就业问题,因为贫困地区就业机会越少,创造就业的条件越差。

建议财政部门考虑支持扶贫工作,更多地支持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地区和企业,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例如,白重恩建议,应当提供财政支持,为就业场所的前穷人提供住房补贴和社会保障支付补贴。同时,应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和就业机会较多地区之间的联系,共同促进协调和总体规划。

此外,鉴于中美经贸摩擦对就业的影响。成员们还呼吁提前进行更好的研究和判断,根据形势变化制定储备政策,并及时改进政策。

尚福林建议加强失业监测和预警,高度重视失业风险防范,完善岗位稳定应急工作机制,研究制定分级应对风险应对计划,并为失业人员做好相关政策储备和保障。“在国家一级建立劳务输出和输入地之间的沟通机制,定期研究和分析就业情况,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农民工回流问题。”

在研讨会上,许多其他成员提出了他们对促进就业的看法和疑虑。应邀与会的有关部委领导对这些问题一一公开回应,现场交流和讨论活跃而充分。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就业目标。这是对广大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愿望的积极回应,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大局的需要。从长远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努力工作,并有信心长期工作。

记者:鲍松雅

照片:纪波

编辑:莫愁

审计:周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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